“三言二拍”对唐代小说中长安城改写的数字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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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醒世恒言·小狐湾天狐贻书》描写了安史之乱中，长安这座城市及城中人民的遭遇。这篇小说改编自唐代张荐《灵怪录》中的《王生》，《王生》故事发

《醒世恒言·小狐湾天狐贻书》描写了安史之乱中，长安这座城市及城中人民的遭遇。这篇小说改编自唐代张荐《灵怪录》中的《王生》，《王生》故事发生在唐德宗建中初年(约780年)[2]540，而《小狐湾天狐贻书》的故事则提前到了唐玄宗时，并且男主人公王臣并非原作中杭州人，而是长安人，因为“安禄山兵乱，潼关失守。天子西幸。”[7]72王臣的弟弟王宰随驾从西，王臣则带领家小避乱杭州。王臣到长安整理家业，也是因为听说“京城克复，道路宁静”。小说细致地描写了大乱过后长安城的形势：

那时安禄山虽死，其子安庆绪犹强，贼将史思明降而复叛，藩镇又各拥重兵，俱蓄不臣之念。恐有奸细至京探听，故此门禁十分严紧，出入盘诘，刚到晚，城门就闭。[7]74

当时对于旅店客人的盘查也非常严格。对狐狸化身的单身旅客，店主并不接纳，理由是：

只因郭令公留守京师，颁榜远近旅店，不许容留面生歹人。如隐匿藏留者，查出重治，况今史思明又乱，愈加紧急。今客官又无包裹，又不相认，故不好留得。[7]74

大乱过后，长安城内一片萧条，“屋宇残毁，人民稀少，街市冷落，大非昔日光景。来到旧居地面看时，只有一片瓦砾之场。”长安城内的人民更是“父南子北，被掳被杀，受无限惨祸。”[7]76在战乱中，长安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醒世恒言·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出自《原化记》(今佚)，《太平广记》载此事，主要记唐代天宝时期，李勉救一囚犯，其人后为官，反欲加害，遇侠客杀了贼囚。[2]669《醒世恒言》中囚犯名房德，他被李勉救出后，逃至范阳，经人引荐，投于安禄山幕下，后来成为县令。李勉在得知房德的经历后，作者写道：“李勉虽则不在其位，却素闻安禄山有反叛之志。今见房德乃是他表举的官职，恐其后来党逆。”[7]444从侧面写安禄山的谋反。另外，经过《醒世恒言》的改编，房德偷盗的是唐代著名的富商王元宝，历史上记载王元宝曾经与唐玄宗对话，自称“家所蓄绢帛，尽装南山之树，仍用之不尽。”谭正璧曾评价“此点缀用之，固无不可，亦可知作者熟于唐事也”。[2]669可见，作者对唐代，尤其是与长安城有关的历史事件特别熟悉，在他的改编的唐代文言小说中，将小人物的命运放入大的历史事件中建构，这属于一种宏大性叙事。

四、长安城的经济

隋代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繁盛的时期之一，长安城作为两朝的都城，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商业也较为发达。在“三言二拍”的改写中，也反映了隋唐时期长安城繁荣的经济状况。这些改写的故事中，《醒世恒言·杜子春三入长安》一文共出现了18次“长安”，而在唐代的本事故事《玄怪录·杜子春》中只有一次长安。唐代的李复言《续玄怪录·杜子春》主要叙述隋朝时，长安大家子弟杜子春在挥霍无度，三次意外得到仙人赠送的财富，最后幡然醒悟，抛家弃业开始修道，但终因情根未断而失败。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是长安与华山云台峰，只有在杜子春第三次得到仙人的馈赠悔悟后，认为“孤孀多寓淮南”所以“转资扬州”[2]702，在这里扬州一笔带过。而经过《醒世恒言》的改写，杜子春的活动空间在长安与扬州之间转换，且主要游迹于扬州。生活窘困时，杜子春回到长安，而获得巨额的资助后又到扬州挥霍一空，如此往复三次。作者的这种处理，表现了他对长安与扬州两座城市的态度。

《醒世恒言·杜子春三入长安》的改写突显了隋唐时期长安城的经济状况及东西市的经营行业。《续玄怪录·杜子春》的叙事时间是隋文帝开皇年间，而写作时间则是唐代中晚期，小说对隋唐时期长安的城市布局及商业景观进行了简要描写。如小说开头写杜子春挥霍尽家产后“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2]701随后在东市西门处遇到了一位老者，老者约他第二日午时到西市的波斯邸给他三百万钱。这段描写简单的提到了隋唐时期长安城的经济状况。唐长安城的主体是隋朝新建的大兴城，东西市则是城市的商品交易中心。唐代，西市因为远离皇宫及贵族居住地，经济比东市更加繁荣，在当时有“金市”之称[9]74，因此，杜子春才能在西市的波斯馆获得四千三百万钱。而《醒世恒言·杜子春三入长安》则对隋唐时西市贸易的繁荣进行了更为详细地描写。如“元来波斯馆，都是四夷进贡的人在此贩卖宝货，无非明珠美玉，文犀瑶石，动是上千上百的价钱，叫做金银窠里。”[7]547这段描写说明，老者之所以选择这里给杜子春钱，是因为这里金银流动量大，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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