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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常态化下的数字化生活场景与远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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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办公并不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这一概念就被创建和广为流传，原本应用于工作时间比较灵活的部分行业和公司，需要员工高度的自觉性和公司的良好机制，也是一些厌倦了通勤的上班族梦想的工作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内外很多公司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一方式。2021年微软联合领英发布的最新混合办公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有16万名微软员工居家办公，2.5万名新员工以远程方式入职。《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中国在线办公用户规模达到3.81亿，在线视频、电话会议、在线文档协作编辑的使用率均为23.8%。

疫情常态化使居家办公成为常态。一些公司为了节约成本，甚至大幅缩减了办公室面积和工位数量，只保留必要的前台和部分公共工位，大部分员工都通过居家办公的方式完成原本需要在公司完成的任务。很多员工在欣喜通勤时间不复存在、“职住分离”不再成为问题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苦恼。一是居家办公对家庭住房条件和居家工作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双薪”家庭中夫妻双方都面临居家办公的要求时，能否互不干扰、相安无事取决于能否找到双方都合适的居家办公地方，更不用说家庭中还要给孩子上网课留出来必要空间。二是工作时间与居家时间合二为一造成的相互侵扰和困惑。工作与家庭不再是物理距离相对分割的两个单元，而是互相浸润，弹性工时制度固然使人感到便利，但不期而至需要立即回复的信息和邮件以及可能在凌晨、正午或晚上召开的视频会议则令人不胜烦扰。三是有限时间内多任务处理模式所要求的自律意识和工作效率，在居家办公的场景下会遇到更大的挑战。

疫情常态化改变了人们的就业心态和对工作的认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总体上造成了负面影响，各国的投资、消费和出口都受到严重打击，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更是受到直接冲击，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或者苦苦等待形势好转，或者被迫转行另谋生路。疫情期间工作不确定性和失业风险的大幅度提升，增加了劳动者心理的不安全感。受疫情出行管控影响，一些工作所要求的频繁出差难以实现。国内外严峻形势下，很多业务难以开展，企业用人需求总量缩减，一些公司裁员甚至倒闭。人们的职业焦虑感有所增加，更珍惜已有的工作岗位和到办公室与同事交流互动的机会。

疫情常态化将深刻改变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依托信息化技术发展的在线经济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得到更为快速的发展；企业将更积极进行数字化升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职业技能培训；人员流动性比较强的传统第三产业则会面临优化和更新换代。工作与职场的概念被重新界定，远程办公方式改变了工作模式和人际关系，更突破了地域界限。

疫情常态化重塑社会心理，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婚育欲望

人口转变是20世纪全世界普遍发生的重大人口事件，体现为死亡率从高水平降至低水平，死因模式从以流行病和传染病为主转变为以退行性疾病为主，经过或长或短一段时期的人口快速增长后，生育率也或快或慢地从高水平降至低水平。目前全世界除了非洲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低生育率的挑战。后人口转变时代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常态化持续，对全人类的社会心理造成了深刻影响，疫情不断反复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也影响到了人们的婚育意愿和行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数仅为1200万人，总和生育率为1.3，相较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伊始的2016年出生量大幅下降，呈现超低生育率态势。这固然是自1992年我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以来生育持续低迷局面的延续，也与疫情对适龄人群婚育的负面影响直接相关。

疫情常态化对婚姻的影响是进一步延迟了结婚时间、提升了离婚率。婚育推迟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我国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超过25岁，在大城市接近30岁，主要原因是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以及婚育观念的变化，婚前同居的普遍性也使得统计的结婚率有所下降。2020年疫情期间，由于出行不便和民政部门、婚庆公司等时间安排的原因，很多年轻人不得已推迟了预定婚期，进一步推迟了结婚时间，降低了当年的结婚率水平。与此同时，离婚登记率却出现不断上升的势头。由于疫情限制了人们的外出行为，夫妻相处时间更多，对一些家庭而言固然使家庭关系更为紧密，但也有一些家庭以往难以发现或避而不见的裂隙变得明显，甚至不断加大。疫情对工作和收入的影响也是造成一些家庭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很多小微企业或个体经营者在疫情期间无法继续生产经营，失业、收入下降或无收入来源、沮丧的心情和缺乏沟通理解的氛围，都是使夫妻感情破裂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