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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常态化下的数字化生活场景与远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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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还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重新审视育儿的成本与收益，这使得生育意愿进一步低迷。生育转变的两个主要解释一是来自于经济学框架的孩子成本收益，当父母开始意识到生育的成本远高于收益时，且能较为方便地获得计划生育药具和手术服务，就不会再维持较高的生育率。二是来自于社会心理学的风尚传播理论，当低生育率成为普遍的文化习俗，大多数家庭都会遵循习俗生育更少的孩子。中国近几十年令世人瞩目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对孩子未来发展的期待使养育、教育孩子的成本不断攀升，而可预见的收益寥寥可数；年轻人中恐婚恐育的心态较为普遍，婚育意愿和行为不断走低。当疫情突发使家庭收入减少、前景预期不明，安全感不是来自于养育更多的孩子，而是尽可能通过健康投资、能力提升和资产保值使不确定的生活增加一些确定性。尽管中国政府在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基础上于2021年实施了更为宽松的三孩生育政策，但支持配套措施的有效性才是保障政策顺利落地的关键，其核心是能否在疫情常态化的形势下增加家庭的安全感，构建生育友好型和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氛围，解除年轻人的生育和养育顾虑。

疫情常态化凸显数字鸿沟，挑战和改变老年人的生活

在任何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老年人都是相对弱势和需要额外施加保护的群体。疫情常态化情境下无论是远程教学和办公，还是预约核酸检测、提供“健康码”“行程码”等，都离不开智能手机和网络，而这样的数字化生活对于部分老年人而言却是陌生而艰难的，数字鸿沟在疫情期间凸显，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中必须要正视和克服的一个重要问题。

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同时存在于信息技术开发领域和应用领域，通常是指在信息时代数字化进程中，人群之间受所处地域、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性别等因素影响，因对信息、网络技术等拥有和掌握程度不同而在互联网、计算机等常用设施使用上呈现的一种差异。数字鸿沟突出体现在不同年龄人群中。互联网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1994年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随后迅速发展。《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中国平均每周至少使用1小时互联网的网民数量达到10.1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71.6%。有一种世代划分类别按出生队列将人群分为“X世代”（1965-1980年出生）、“Y世代”（1981-1995年出生）、“Z世代”（1995-2009年出生），其中“Z世代”就是指互联网世代出生队列，他们自出生起就与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等朝夕相处，习惯了海量信息的冲击，浸润在数字化生活中，是“数字土著”。“X世代”和“Y世代”则是分别在工作时期和正规教育时期才开始使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对数字化生活有一个逐渐进入和熟悉的过程，属于“数字移民”。

中国当前的老年人大多在工作后期或退休之后才有可能接触互联网，越是年长的老年人，对数字化生活就越为陌生。自1999年进入老年型社会，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数量逐年累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老年人数量达到2.64亿人，比例为18.7%，中国已经接近中等老龄化社会。虽然随着队列更替，老年人中接受过正规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具有计算机和网络知识，能够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等现代通讯手段的在数量和比例上都不断增长，但仍有相当规模的老年人尤其是中高龄老年人囿于其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还不能适应信息时代无处不在的数字化生活。

疫情期间屡屡爆出的一些老年人因没有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等通行凭证而被拒之门外或步履维艰的消息，凸显了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很多老年人罹患多种慢性病，需要常年服药。按照国家现行医保制度，每次到医院开药的量是一定的，因此定期往返医院成为很多老年人生活中的常态。网络购物对年轻人驾轻就熟，对缺乏相关软硬件设备和知识的老年人而言，也是倍感艰难，因此老年人购物更愿意到商店或超市，觉得这样才买得踏实放心。疫情期间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所进行的社区封闭管理、“非必要不出门”、线上服务增加以减少接触的要求，给习惯了排队挂号、窗口购票、现金购物等传统生活方式而不会使用智能手机预约挂号、网络约车、移动支付、在线购物的老年人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甚至影响其身心健康。疫情常态化下，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为其保留一扇人工窗口、一条人工通道已成为体现文明温度的常态化做法。此外，政府更加重视互联网应用的适老化改造和普及，提倡社区“数字培训”和家庭“数字反哺”，着力解决老年人出行难和就医难等问题。2021年，中国50岁及以上网民所占比例为28%，比2020年同期增长了5.2个百分点。这些弥合数字鸿沟的举措将帮助老年人群体尽快融入信息时代的数字化生活，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