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人文学科的命运 ——“开明论坛”第(3)_数字化用户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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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人文学科的命运 ——“开明论坛”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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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数字化的强大功能发展学科建设，既有利于实现部分学科难题更加高效便捷地解决，更有利于各个学科创造更大价值，学科发展朝着更加美好的方向迈进，这是多数学者对数字化的巨大优势形成的普遍共识。

三、数字化带来的挑战及应对策略探讨

李泉结合当今社会不少人离开百度就是文盲的社会现象，以及数字时代搞笑和山寨蔓延所导致的悲剧情怀和对严肃性问题的严肃对待缺乏的社会现状，提出了数字人文到底是一种进化还是一种异化方式的疑问。当前社会人们阅读量越来越少、博闻强识的学者也越来越少，他呼吁我们必须强化自身的知识记忆，不能沦为完全依靠百度和数字化媒介的“文盲”；数字技术本身并不具备道德伦理和评判功能，他认为我们还是得依靠人类的道德伦理评判来解决数字时代衍生的问题。

庞弘指出，数字文明的发展或所谓的“后人类”时代也存在自己的问题。通过唾手可得的数字媒介，我们虽然获得了看似五花八门的资源和影像，但作为人的本真的感性体验被不断抽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面临着一种斯蒂格勒所说的感官知觉的“无产阶级化”、或感性“贫困化”的问题。他以电子地图的广泛使用为例，电子地图可以使我们以最高效、经济的方式到达目的地，但我们对于城市和周围空间具体的、本真的、鲜活的记忆也随之被抽空，我们对空间的情感、感觉、体验、回忆等等变成了从“出发点”到“目的地”的线性工具关系。当我们日渐习惯于依赖电子技术时，这种对空间的审美感性体验也就遭到了某种“虚无化”。

任伟(四川师范大学)从翻译、工具处理问题的角度出发，指出大数据时代存在的信息工具处理无法面面俱到的问题。不是所有数据都能够获取，也并非所有信息都能得到有效处理。具体来说，第一，大数据时代不等于所有需要的数据都可以获得，也不意味着所有可获得的信息都真实可靠。大数据包含大量不成熟、碎片化信息。基于大数据的研究如果要富有成效，首先需要更仔细的甄别判断。换言之，对信息真实性、可信度的期望，更加凸显大数据时代第一手资料收集整理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周及徐教授、黄尚军教授团队田野调查卓有成效的工作令人钦佩，严谨的态度值得学习。第二，并不是所有获得的信息都能得到有效处理，这就涉及工具问题。大数据就其定义而言，本来就指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面对海量数据，人文研究容易陷入两种极端，一种是技术(工具)依赖症，另一种是技术无用论。平衡技术的使用和研究的创造性值得思考，大数据技术素养不可或缺。李泉也指出计算机翻译十分流行，有时甚至比人翻译得更精确。但人与机器或者人造人的区别在于人有文化身份、文化记忆和文化感悟，而计算机无法输入人类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感悟，便不能在翻译中传递文化情感。

何太平(四川师范大学)直言不讳地谈到了目前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些课题申报容易走进死胡同的客观现象。他认为对大数据的研究继续深挖便会大有作为，如语言学的数据研究可以尝试用数学思维进行分类、建立模本、对照分析等方法。大数据分析精确明了的特征也十分有助于人文学科研究的发展。我们不应当作旁观者，而应当以积极的态度把我们的研究融入这种极具生命力的研究方式中。不然，我们极可能被时代抛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刘广宇(西南交通大学)认为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关注社交媒体如何被运用到社会和生活之中，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使用情况，即人工智能文化是哪些人在使用。以人类学的研究视角观察数字化应用，对文化转型会带来更多实用型和实际性的思考。

王学东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一派批判现代技术的观点，抱有质疑态度。他认为，不仅是因为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享受着现代技术带来的快捷、便利、高效，而且更重要的是技术也是“人的延伸”，是人精神、思维、感觉乃至情感和灵魂的延伸。那么，简单的批判和否定现代技术，则就显得极为不理智了。实际上，西方知识界从尼采发展至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的现代性批判路径，其最后回归的原点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由此，数字化如何建构虚拟世界，以及这种建构如何真正丰富人性，如何还原甚至去洞察到“人”的本质，并如何重新塑造我们的人性，才是一个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