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人文学科的命运 ——“开明论坛”第(6)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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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整场学术沙龙讨论气氛热烈活泼，专家们围绕以上几个议题进行了多维度、跨学科的深入思考，既有充满了学术思辨的专业性思考，又有带着强烈人文关怀

整场学术沙龙讨论气氛热烈活泼，专家们围绕以上几个议题进行了多维度、跨学科的深入思考，既有充满了学术思辨的专业性思考，又有带着强烈人文关怀和充沛情感的学术激情，于轻松欢快中见治学严谨，于随性漫谈中见学问渊博，于关注热点中见人文关怀。

2018年4月18日，“开明论坛”第四期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本期论坛以“数字时代，人文何为”为话题，来自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华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20余位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人工智能发展是否会对社会产生威胁、数字化在学科建设等方面的优势、数字人文发展带来的挑战、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进行文学创作、人文学科发展使命问题展开了讨论。一、人工智能威胁问题邓勇(四川大学)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论点：人工智能在未来将对人类社会乃至人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他认为在哲学的逻辑可能性上人工智能时代是可能来临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就是可以替代人类所有器官的超人，它既不会死，也不需要对世界的信号产生情感。他将人工智能发展有可能会衍生的社会形态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和超级四个阶段，不同等级的人工智能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变化。中级人工智能阶段不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必然会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转变为新奴隶社会。在新奴隶社会，即便人人都终生学习，人工智能也会使就业机会稀缺，从而消灭技术层面的庸人或大众，导致绝大多数人失业。同时，失业产生的子女教育不充分、竞争力不足等劣势也会代际传递，导致阶层固化，进而导致穷人沦为无法与富人博弈的新奴隶，并且永远无法翻身。技术一直都在加速社会分化，而由于先进技术总是掌握在统治阶层，所以先进技术所产生的社会财富的大部分总是被少数人所获得。这种财富分配不均的二八定律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可能演化为一九定律。新奴隶社会是权势阶层的乐园，也是大众的坟墓，甚至也有预示着人类终将会毁灭的一种可能存在。谭光辉(四川师范大学)则认为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也不可能全部取代或超越人类的智能。一方面是因为电脑的工作原理基于因果律，它的一切程序设计及运行规律均受控于人类设定的目的，而人脑的运行规律则是基于人类自身自由意志的目的论。电脑的目的被人类掌控，而人脑的目的是不可掌控的、不可预知的、非必然的，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达也无法超越自身去设计自己的目的。由自由意志律支配设计目的的能力，是人工智能和电脑不能替代人脑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工智能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也很难有人类所拥有的情感能力。人工智能是通过程序设计人为注入智能的，由于没有进行反思的程序设计，因而也不会像人类一样在生长、学习、反思之中逐步获得智能，这也导致它必然缺乏形成情感的一些必备要素。人类的情感大约起源于分别心，人工智能没有分别心，也就不可能有情感。即使机器人有了分别心，由于机器人与人的差异太大，不可能与人产生基于认同关系基础之上的分别心，也不可能产生与人一样的情感，或者说即使有某种情感机制也无法与人的情感进行有效沟通。对于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为人类服务而不造成社会危害，邓勇回应谭光辉所讨论的目的论与因果论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一方面，他认为文明的起源是来自于因果论，而不是目的论。动物也会根据生存需要而进行一系列的活动，但却不能像人一样建立因果关系并形成线性的因果链，因此便无法建立起自己的文明体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设定的目的，但这里“人”的概念过于笼统且有待商榷。人不能作为一个整体集合的概念来论述，而技术从来只是为某些人服务的。武器掌握在谁手中谁就会将他人作为异化的客体去对待，就是明显的例子。未来社会中人工智能产生的社会效益，也可能会因为掌握者的自私而产生不均等的分配效果，所以他认为，未来社会的人工智能不一定是为所有人服务的，人工智能发展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中，也不排除不可逆的新奴隶社会甚至人类毁灭的情况出现。钟华(四川师范大学)认为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挑战的确日益增加，简单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都是没有足够依据的，而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发展采取泰然处之的态度则值得我们借鉴。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人类有三方面的内容是人工智能无法具备的：首先是机器无法做到的自由的、本真的思，因为只有人才可以自由地、本真地运思；其次是人工智能不能产生文艺创造中的灵感，因为只有人才能做到自由地、创造性地进行诗歌创作。机器只是在制造诗，而非创造诗；最后是人文学科会设定一套理想的价值体系，并通过这套体系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人工智能同样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惊慌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是应当保持一种有限度的乐观主义精神。庞弘(四川师范大学)从技术考古学角度考虑，提出数字时代和电子文明是一种人类发展过程之中的正常现象。人从不会使用工具到开始使用工具，从用手制造工具到现代工业文明再到今天的数字时代，是在不断体验着技术的突破，并不断将技术进步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之中。单就这一点看，电子文明与人类线性发展历程中的其它文明形态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人类同样可以将数字文明的技术进步融汇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之中。所以，我们不必对电子文明的飞速发展太过惶恐，而应当保持一种“有节制”的乐观态度。何太平(四川师范大学)认为，我们应当看到人工智能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机遇而不是仅仅看到带来的挑战，更不应当作旁观者去评头品足，而应当用积极的态度把我们的研究融入这种极具生命力的研究方式之中，不然我们极可能被时代抛弃。冯雷(四川师范大学)认为人工智能事实上是一种工具理性主义的极致发展，我们如何看待它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她援引阿诺德提出的最完美的文化是一种结合性文化的概念，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已经到了一种极致，甚至已经产生了人的自我学习等功能，但回归到本质它仍旧是一种工具，我们需要将其作为一种促进发展的工具或者话题来考虑。围绕人工智能是否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威胁，学者们基本形成了悲观主义居多的焦虑、有节制的乐观主义和实用性的工具主义三种不同看法。专家们尽管观点迥异，但却都立足于对人类命运与社会发展的关注，聚焦于人工智能这一电子文明产物发展及其影响力的理性判断，在针锋相对的论辩中闪耀着思想的火花。二、数字化的巨大优势李泉(四川师范大学)以比较文学与数字人文在学科生成、学科架构、学科理念和学科前景四个方面所具备的学科相似性为出发点，提出基于比较文学与数字人文的学科相似性、结合比较文学学科发展问题来比照性反思数字人文学科理论建构中已经存在或可能出现的问题及相应的可行对策，有利于促进数字人文的学科理论建构充分吸取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实现快速、良性的发展的观点。正如比较文学将所有研究领域纳入研究范围后就什么都不是，数字人文将所有研究领域纳入后也存在什么都不是的问题。数字人文要成为一门独立健全的学科，就必须先解决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他肯定了数字时代给人类带来的便利，认为数字人文是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学科，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周及徐(四川师范大学)指出，在人文诸学科中，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是开展大数据处理和应用最早的学科之一，而且有大量的成果，事实俱在，这在文科中是突出的。数字化与人文学科并不是完全不沾边，人文学科离不开数字化的处理，这一点对语言学学科来说尤其如此。方言田野调查所采集的数据的处理，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处理大数据的问题。方言语音数据输入后形成的海量数据，如果运用传统纸质媒介处理会过于繁重，而且速度慢、效率低。而借助计算机，借助数据库和相关软件来处理就会便捷得多，这就是大数据的作用与便利。我们在方言田野调查中，从十年前开始，就开始使用计算机数据库处理，至今形成120多个方言点，每一点三千多个音节，每音节包含声母、韵(头、尾、腹)、声调全部信息的海量数据库。大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以及它的开发利用，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威胁，而是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它为语言科学提供了深入发展的广阔空间。周建芳(四川师范大学)从信息资源利用的角度分析了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对人们工作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与冲击。“互联网+”推动了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创新，改变甚至是颠覆了传统的组织方式，形成了许多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业务模式，这些业务模式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实现了大数据的积累，这些大数据不仅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提供了数据基础，而且也催生出许多诸如百度指数、微信指数、裁判文书网、天眼查之类的免费大数据查询平台，为我们利用数据提供了有效渠道。董首一(西南交通大学)从数字的界定入手肯定了数字媒介的巨大价值。“数字”在当代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电子信息”，另一层可以理解为是“运用计算机程序、互联网等进行统计计算”。在后一层含义范围内，数字只是工具而对人文不产生冲击，且其发展会促进人文学科和人文精神的发展。王学东(西华大学)也认为大数据对文学研究毫无疑问拥有巨大的价值。关于如何借助大数据进行文学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并且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目前的问题并不是探讨“文学研究是否需要大数据的问题”，而是“文学研究如何深度与大数据相融”的问题。其实，文学研究者并不缺乏大数据视野，而实际的困境在于“没有掌控大数据技术”这一利器，因此才难以彰显出大数据时代文学研究的新问题、新特征和新意义。另外的一个困境在于，人文学科如文学研究，还真正缺少专业、有效的创新大数据平台。总之，当今时代就是一个大数据时代，文学研究不仅无法置身事外，甚至必须投入其中，与之紧紧拥抱。借助数字化的强大功能发展学科建设，既有利于实现部分学科难题更加高效便捷地解决，更有利于各个学科创造更大价值，学科发展朝着更加美好的方向迈进，这是多数学者对数字化的巨大优势形成的普遍共识。三、数字化带来的挑战及应对策略探讨李泉结合当今社会不少人离开百度就是文盲的社会现象，以及数字时代搞笑和山寨蔓延所导致的悲剧情怀和对严肃性问题的严肃对待缺乏的社会现状，提出了数字人文到底是一种进化还是一种异化方式的疑问。当前社会人们阅读量越来越少、博闻强识的学者也越来越少，他呼吁我们必须强化自身的知识记忆，不能沦为完全依靠百度和数字化媒介的“文盲”；数字技术本身并不具备道德伦理和评判功能，他认为我们还是得依靠人类的道德伦理评判来解决数字时代衍生的问题。庞弘指出，数字文明的发展或所谓的“后人类”时代也存在自己的问题。通过唾手可得的数字媒介，我们虽然获得了看似五花八门的资源和影像，但作为人的本真的感性体验被不断抽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面临着一种斯蒂格勒所说的感官知觉的“无产阶级化”、或感性“贫困化”的问题。他以电子地图的广泛使用为例，电子地图可以使我们以最高效、经济的方式到达目的地，但我们对于城市和周围空间具体的、本真的、鲜活的记忆也随之被抽空，我们对空间的情感、感觉、体验、回忆等等变成了从“出发点”到“目的地”的线性工具关系。当我们日渐习惯于依赖电子技术时，这种对空间的审美感性体验也就遭到了某种“虚无化”。任伟(四川师范大学)从翻译、工具处理问题的角度出发，指出大数据时代存在的信息工具处理无法面面俱到的问题。不是所有数据都能够获取，也并非所有信息都能得到有效处理。具体来说，第一，大数据时代不等于所有需要的数据都可以获得，也不意味着所有可获得的信息都真实可靠。大数据包含大量不成熟、碎片化信息。基于大数据的研究如果要富有成效，首先需要更仔细的甄别判断。换言之，对信息真实性、可信度的期望，更加凸显大数据时代第一手资料收集整理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周及徐教授、黄尚军教授团队田野调查卓有成效的工作令人钦佩，严谨的态度值得学习。第二，并不是所有获得的信息都能得到有效处理，这就涉及工具问题。大数据就其定义而言，本来就指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面对海量数据，人文研究容易陷入两种极端，一种是技术(工具)依赖症，另一种是技术无用论。平衡技术的使用和研究的创造性值得思考，大数据技术素养不可或缺。李泉也指出计算机翻译十分流行，有时甚至比人翻译得更精确。但人与机器或者人造人的区别在于人有文化身份、文化记忆和文化感悟，而计算机无法输入人类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感悟，便不能在翻译中传递文化情感。何太平(四川师范大学)直言不讳地谈到了目前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些课题申报容易走进死胡同的客观现象。他认为对大数据的研究继续深挖便会大有作为，如语言学的数据研究可以尝试用数学思维进行分类、建立模本、对照分析等方法。大数据分析精确明了的特征也十分有助于人文学科研究的发展。我们不应当作旁观者，而应当以积极的态度把我们的研究融入这种极具生命力的研究方式中。不然，我们极可能被时代抛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刘广宇(西南交通大学)认为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关注社交媒体如何被运用到社会和生活之中，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使用情况，即人工智能文化是哪些人在使用。以人类学的研究视角观察数字化应用，对文化转型会带来更多实用型和实际性的思考。王学东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一派批判现代技术的观点，抱有质疑态度。他认为，不仅是因为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享受着现代技术带来的快捷、便利、高效，而且更重要的是技术也是“人的延伸”，是人精神、思维、感觉乃至情感和灵魂的延伸。那么，简单的批判和否定现代技术，则就显得极为不理智了。实际上，西方知识界从尼采发展至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的现代性批判路径，其最后回归的原点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由此，数字化如何建构虚拟世界，以及这种建构如何真正丰富人性，如何还原甚至去洞察到“人”的本质，并如何重新塑造我们的人性，才是一个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专家们普遍认识到数字化带来的挑战是多元的，既有大数据与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结合时存在的应用不完善问题，又有数字化媒介高度发达带给人类认知方式和文化情感体验的负面冲击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是着眼于具体的学科建设，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当努力的方向，实现数字化与人文学科真正地有机结合；二是始终不能忽视人的价值和道德判断，要避免人在技术面前逐渐丧失主观能动性，沦为异化的或者对空间感性体验淡漠化的人，但也不能简单片面地将这些负面影响归咎于技术进步，而是要以人为本位，更好地实现技术服务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四、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进行文学创作由微软小冰的诗歌创作为话题引出的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创作诗歌，其创作成果是否是文学的问题成为了专家们争论最为精彩热烈的焦点议题。众位学者形成了否定人工智能创作、赞同人工智能创作和存疑三种不同的观点。刘朝谦(四川师范大学)并不认为微软小冰的诗歌创作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写诗可以称之为文学创作。他以两个例子来说明人工智能令人惊叹的发展动向，一是围棋领域出现的“人机大战”以机器人棋力的飞速进步和人的全面失败告终 ，人工智能在这一领域已经拥有了超过乃至全面碾压人类的能力，二是VR技术和高仿真技术的出现使得传统意义上冰冷坚硬的机器人有可能变为富有情感的、可以双向互动的高级机器人，进而使得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限将不再清晰可辨。但文学创作却有着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独特性。围棋是智力运动，机器人会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而不犯错误并做得比人类更好；但诗歌是人类所有情感活动之中最为纯粹的情感投入活动，作为书写个体的人基于宣泄喜怒哀乐等情感遭遇的艺术冲动和艺术发现才会写诗。人工智能只是根据工程师输入的词库依照一定的语法规则进行关系搭配，本身不具备自主意识和情感功能，这种不携带人类情感的语词组合的计算机语言是不能称为诗歌的。所以微软小冰写诗只是成果像诗歌，但不是诗歌。但邓勇则认为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的伪装和机器进行创作时的无意志都会存在作为读者的我们无法识别的情况，当我们不能识别差异时便可以将其视为均等。根据进化论，在逻辑和哲学上来说情感是身体机能的产物，人工智能在将来也可能会从这一角度突破而产生情感。董首一认为，抛除艺术创作动机，仅从文本接受来说，微软小冰所写的诗歌与诗人创作的诗歌所产生的美学效果是相同的。从读者角度和接受美学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与现实诗人所创作的诗歌没有区别，人工智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我们的诗歌创作。有时人工智能遣词造句所产生的远取譬修辞效果要优于现实中诗人的诗歌作品。远取譬可以直接造成陌生化的美学效果，而人工智能已经不输于人类，所以从美学意义上来讲人工智能是有可能超过人类的。对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是否属于文学的问题，他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中我们对文学本质界定存在模糊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仅仅持“作者”一元论，仅仅将现实作家的作品视为文学，还应该从文本、接受等各方面看某一作品是否属于文学。况且对人工智能而言，也有可能产生像现实中人的感情。因此，如果从后现代语境下出发，结合作者、文本、读者等综合要素来考虑和界定文学的概念的话，微软小冰的诗歌创作是否是文学的问题对当今的文学评论界会造成一定的冲击。王勇(四川师范大学)则从语言学学科的角度谈了自己对人工智能可能进行诗歌创作的理解：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有两种主要路径，一是基于语义逻辑的研究，一是基于经验——也就是统计的研究。无论采用那种路径，机器在学习、思考等一系列过程以及所产出的成果等方面是可以和人类思维无限趋近的。我们不必纠结机器所作的诗是否具有“人性”，从情感角度判断机器的诗歌创作则是另一个研究话题，我们不妨给机器所作的诗歌取一个新的名称，比如“机器诗”，以区别于人所作的诗。但无论如何，人类的情感对于人类和机器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情感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毋庸多言，对于后者而言，自然语言处理当中的情感因素、语境和语用问题是困扰相关研究的难题。但人工智能如果可以通过不断学习、不断扩充数据的方式提高的话，这些难题也是可以解决的。杨清(四川大学)认为当下，面对智能时代的到来，焦点再一次对准数字、技术与人文的冲突。然而，不论艺术怎样发展，艺术和艺术审美的主体依然是人；不论艺术披上怎样的高科技外衣，艺术和艺术审美依然表述了人类以及人类情感上的反应，而科技所带来的只是艺术媒介变化以及相应的艺术表现的演变。我们不需要也无法去量化性地界定人工智能写诗是否是诗歌创作的问题。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考虑，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关注人文学科本身上，在数据时代的环境之下重新回到艺术何为、文学何为的问题，重新去关注人的发展。在新兴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下，人文的发展在警惕唯技术至上的观念对人的异化和简化的同时，应倚靠传统人文观念，回到前现代有关艺术本体性的问题，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汲取新观念、新形式。王学东赞同必须回到文学本身或者诗歌本身追问的观点。他认为文学的表达必须回到人的价值和人的情感的丰富性思考，如果缺少了这个思考，所有的技术都不会有更多的价值。至于人工智能与诗歌的关系，目前我们仍旧不能得出结论，在机器时代和技术时代，我们如何思仍旧是一个问题。人工智能是否可以进行文学创作的论争鲜明体现了从情感角度与技术角度理解同一现象的差异。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而言，人工智能所呈现的文字成果是否可以称为文学创作，从智能技术本身的发展层面考虑与从创作者的情感体验角度衡量所得的结果也的确容易截然对立，三种不同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尽管专家们最终未能达成一致，但对人工智能文学创作是否成立的讨论本身就彰显了对当下文学形态及文学本质的一种新的思考。五、人文学科使命问题谭光辉认为人工智能取代人的可能性很小，要让机器更有效地识别、模仿人类的情感，就必须先弄清楚人类情感的形成原因、机制，然后才能设计出合适的程序加以实施。在这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内省式研究就拥有科学研究无法比拟的优势。人工智能攻克情感研究的第一个依托必然是人文学科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人文学科通过对情感的反思和研究也必将为人工智能的实现做出重要的贡献；人文社会科学思辨、内省式的研究范式在将来社会一定会成为帮助我们实现人类理想目标的方法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作用不仅不会被弱化，反而有可能强化。白浩(四川师范大学)指出人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对人文学科来说这更是我们最为本分的职责。从技术上来说我们肯定是应当欢迎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无法拒绝技术的进步。人文学科可以朝着两方面努力。一是发挥技术精英优势并将技术引入人文之中，合理正确地运用技术研究人文科学也更容易取得一定成绩；二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坚持技术所不具备的人文关怀。技术对人文学科的挑战与照相术对传统绘画艺术的冲击类似，绘画艺术并未因为照相术的出现而消失，它同样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价值路线，人文学科也是如此。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理性主义王国的幻想，人类还是需要价值判断来掌舵。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暴露出自身的问题和弱点，人文学科所需要做的就是发挥好自己的长处，找准自己的战场，而不被时代所抛弃。张骋(四川师范大学)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审视数字时代的话题讨论，指出消解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和消解虚拟与现实二元对立的基本理论框架仍旧是我们思考人工智能影响的思维模式之一。对技术的发展，我们应当坚持的基本认识是技术永远是中性的，它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核心在于如何使其不超出人的可控范围。他形象地提出了这样的比喻：如果说理工科学的使命是研究技术如何发展得更好更快，如何让技术成为一把可以同时打开通往天堂和地狱之门的万能钥匙；人文科学的使命便是使人工智能这把钥匙只打开通往天堂的门，而不打开通往地狱的门。庞弘认为，我们在数字时代的支配下如何解放感性，如何在数字文明的缝隙之中寻找感性的回归，是人文学科更应当解决的问题和肩负的使命。人文学科更应当关注的是个体的特性，这种特性虽然很难用量化的方式表达，却是与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息息相关的重要因素。冯雷认为各个学科领域共同关注人工智能这一话题，最为核心的需求和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我们的研究也更应回到人的问题，关注人的发展。她希望我们能够以“stay foolish，stay hungry ”的学术态度和研究理念共同促进我们的学习和学术研究。任伟也同意人文学科应当在特定目的引导下接触数据，在工具帮助下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的观点。黄尚军(四川师范大学)充分表达了对人的情感的肯定。人是情感的动物，情感是核心因素。如果不考虑情感因素，人类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也就无法存在了。个人、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去引导发展，人类才会面临更大的灾难。人工智能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但如果不能合理利用也会受到危害。智能的飞速发展固然值得我们去羡慕，但“人工”二字的限定却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重要前提。对人文学科在未来社会巨大价值的肯定同样是专家们形成的普遍共识。人文学科始终将核心关注点放置于人类个体生存与整体命运的统一之中，同自然科学一样和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休戚相关。在这一前提下，以关注人的发展、弘扬人文精神关怀为特征的人文学科所肩负的时代使命以及巨大的学科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整场学术沙龙讨论气氛热烈活泼，专家们围绕以上几个议题进行了多维度、跨学科的深入思考，既有充满了学术思辨的专业性思考，又有带着强烈人文关怀和充沛情感的学术激情，于轻松欢快中见治学严谨，于随性漫谈中见学问渊博，于关注热点中见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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