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的发展源流与数字文学的理论建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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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认为，数字人文在新传媒时代的社会功能意义，在于它可能成为后理论时代的批判武器，驾驭科学、为人所用，使科学成为推动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进

笔者认为，数字人文在新传媒时代的社会功能意义，在于它可能成为后理论时代的批判武器，驾驭科学、为人所用，使科学成为推动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进步的马车，而不是让人沦为科学、技术及其科技产品的奴隶。数字人文的终极目的不是制造一大批唯数字技术马首是瞻的技术奴隶，不是为了制造一大批数字商品拜物教教徒，也不是为了笃信唯科学主义、让科学的信仰走向盲目迷信科技产品永恒万能的信仰对立面，更不是为了让人淹没于泛滥的数字信息之中、迷失运用新科技为全人类谋福祉的方向。数字人文的使命，就在于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崇高目标提供智力支持、科技支撑、理论基础和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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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英文简称：DH)是以数字技术为主的计算科学与人文学科交叉衍生出来的新兴学科。数字人文的兴起受惠于上世纪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人文也必将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人类前沿科学一样成为本世纪的研究主潮。在国际学界，数字人文作为优化统筹多学科理论资源的学科“调制-解调器”，以高端的电子通信科技推动人文学科认知论、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系统性总体创新，成为了当前最具发展前景和发展潜力的前沿学科。数字人文的应有之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指代一种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或是研究范式，还将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在准确把握数字人文学科的理论建构方向之前，我们有必要梳理清楚数字人文的源流、当下研究状况与发展前景，从而更好地回答数字人文学科关于“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是什么？我们走向何方？”这个高更式的学科存在问题。一、国际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源流从数字人文的全球发展史来看，数字与人文这两个不同领域的互融性发展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数字人文学科新领域的出现时期。数字人文肇自于20世纪40年代的人文运算。1949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学者罗巴托·布萨(Roberto Busa)与他的女雇员同IBM公司合作，采用自动化方式创立了计算机生成的庞大数据库“托马斯索引”(Index Thomisticus)，其中包含了神学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著作使用的全部词汇(大约1100万个拉丁词)，罗巴托·布萨也因此成为了把计算统计信息技术应用于文学与语言学分析的先驱之一。[1](P.123)之后不少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文献学家开始采用大型主机进行词汇检索、分类与统计的自动化工作，此类信息处理方式大大提高了依靠人工方式进行索引词查找、书写或打字来制作索引卡的效率。第二个阶段是数字人文学科新领域的拓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数字人文已经扩展到了运算人文学、图书馆统计学、统计语言学和数字历史学等多个领域。这一时期诞生了数字人文的第一本专业期刊《计算机与人文》(ComputersandtheHumanities，1966年创刊)和数字人文的第一个学会“计算机文学与语言学学会”(TheAssociationforLiteraryandLinguisticComputer，简称ALLC，1977年成立)。此间数字人文首先引入的是计算机单机主机，之后又引入了计算机局域网，再往后才是开放性的计算机互联网。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数字化的研究材料。60年代末至70年代期间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与雷·伊姆斯(Ray Eames)和“艺术与科学实验”(Experiments in Art and Technology，简称E.A.T.)的艺术家成员一同致力于探索新兴的计算机科技如何作为创作工具和传播媒介来引领艺术创作与创新，从而推动电子屏幕文化参与的艺术理论与实践研究为数字人文的发展提供了很多视野与理论资源。正如高瑾指出，数字人文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达到领域自身的建设，且已经准备好向全球化的学科建设发展”。[2]第三个阶段是数字与人文两大领域发生进一步深度交叉并衍生出新领域的时期。数字文本的传输与语言需要为标注的数字文本开发一套可行的标准化协议，于是文本编码创始项目(Text Encoding Initiative，简称TEI)在1987年诞生，并于1994年以印刷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发布了第一个完整版本《电子文本编码与互换准则》(GuidelinesforElectronicTextEncodingandInterchange)。[3](P.28)文本编码创始项目的诞生促使电子文本成为学术研究领域，并由此促成了用于标记数字化文本的可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简称XML)的诞生。苏珊·霍基(Susan Hockey)对文本编码创始项目予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对众多学者可能感兴趣的人文文本进行分类和界定的首次系统性尝试”[3](P.29)，文本编码创始项目“创造了一种全球通用的处理和标记文本的结构，成为了当今时代图书馆数码化项目的通行标准。”[4](P.29)此外，学者亦开始研究以计算机网络链接和节点为基础架构的数据库和超文本编辑，从而改变了印刷文本线性标准。20世纪90年代“新媒体研究”与“互联网研究”的出现和繁荣为数字与人文学科的融合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以个体机互联为基础的世界性因特网的出现使数字人文从文本发掘转向数字设计，而互联网的多媒体属性亦使数字人文研究吸纳了除文本之外的音频、视频、影像、图标算法与其他新生元素。新媒体研究和互联网研究的宏大研究视野与宏观研究范式为数字人文的跨学科研究实践提供了数字化的研究介质。因此，90年代初期互联网的出现“加速了数字化学术从信息处理到网络协作的转变”[1](P.8)，90年代后期一些项目已经开始“采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可视化、地理空间展示、模拟空间和复杂系统的联网性分析”。[1](P.9)在这一时期众多人文学科已经把数字化的研究材料作为研究对象。第三阶段的数字人文研究推进了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同时也出现了本质性转变。不同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研究，第三阶段研究开始从介质转换性的被数字化研究材料逐渐扩展并聚焦到了原生性数字材料，并增加了原生性数字材料的历史维度(比如说21世纪初期互联网研究出现了互联网历史研究)。需要着重强调的一点是，正如尼尔斯·布吕格尔所言，数字人文的三次发展浪潮并不是“前者完全取代后者”的进化模式，而是在现存基础上持续发展的“递进型”发展模式。所以如今数字人文的研究材料依然包括被数字化研究材料、原生性数字材料和再生性数字材料。[5]在数字人文的第三阶段，人文与艺术学科因大规模地采用运算系统和计算媒体而发生了整体学科范式的“计算转向”(Computational Turn)。第四个阶段是数字人文从学术前沿转变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全球高等教育体制、科研体制与学术体制中确立体系并频出硕果的阶段。进入21世纪后，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大众化使数字人文成为了一门学科、一个专业，一种生存方式和一种文化空间。数字人文能从当初“人文运算”中的文本数字统计研究法拔擢为一门立足于学科交叉基础上的新型学科，约翰·安思沃斯、苏珊·施瑞伯曼、雷伊·西门子着实功不可没。这三名学者在2004年合编的著作《数字人文指南》中鼎力抗拒了当时数字人文领域出现的“纯数字化”倾向，维护了数字人文作为“人文学科”的本质。[6]此后，“数字人文”这个学科定义终于确立了自身作为人文学科的根本立场，理清了数字人文的“数字之术”与“人文之道”，由此站稳了学科的学理脚跟，确定了学科的最终去向。“数字”与“人文”两个含混词语的交汇创造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学科交叉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字面意义上“现代人文学科对数字化文献的研究”与“传统人文学科文献的数字化研究技法”的简单汇合，而是赋予数字人文一种来自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全新的、更广阔的含义，借助不断更新的科学技术、直接追问数字化生存的哲学思索，使得这门学科获得了更顽强、更有活力的学术生命。经过近20年的发展，数字人文不但依然是国际学界的研究热点，而且成为了西方高等教育体制设立的固定专业，招收着数字人文专业的本科生，设立了硕博研究生项目与博士后流动站。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戴维森学院的凯特琳·克里斯汀·兰姆与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的安娜丽瑟·汉森·施洛特在艾米丽·克里斯提娜·墨菲(Emily Christina Murphy)与珊侬·R·史密斯(Shannon R. Smith)合编的《数字人文研究季刊》最新一期特稿《想象数字人文的本科生：数字人文本科教学研究专号》(ImaginingtheDHUndergraduate：SpecialIssueinUndergraduateEducationinDH)介绍了她们尝试开创的数字人文实验班项目。该项目主要面向人文学院及宏观上文科学院与研究机构的本科生，力图创立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与主要驱动力的数字人文教学研究新范式。二人尝试根据学生、教师和平台机制的不同需求对实验班教育进行灵活调整，力图让学生在受教过程产生共同的人文思想教育价值，而不是让学生客观地描述实验进程与结果。在她们看来，数字人文实验班“以学生载体为中心，鼓励学生把参与数字项目作为向世界展示自己与个人成果的更好方式，而不是一味让学生获取一些数字化技能。”[7]不少大学还专门成立了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与文理交叉的跨学科实验室，致力于数字人文的前沿理论研究。数字人文不仅成为了人文学科不可缺少的研究对象、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还成为了学者进行科研合作与交流、成果传播与评定的重要方式，俨然成了21世纪大数据时代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共同体，甚至是学术命运共同体社区空间。二、国内数字人文研究现状国内最早关于数字人文研究的期刊论文当属2003年《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特约记者李振、奚建武撰写的《信息化进程的前沿探索——“数字化与21世纪人文精神”研讨会综述》(《探索与争鸣》2003年2期)，次年鲍宗豪、李振又撰写了一组相关文章，分别探讨了数字化时代的价值转向(《中日价值哲学新探论文集》2004年6月)、价值选择(《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5期)、精神现象学(《社会科学》2004年7期)、价值逻辑(《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5期)和网络学的逻辑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4期)。2005-2012年数字人文有零零星星的几篇论文出现。自2013年数字人文开始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2017年专论数字人文的文章接近百篇。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最新研究成果被引入中国，中国数字人文研究开始兴起。同国际数字人文学界接轨后的中国数字人文一方面开始大力探索如何借助于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解决中国的数字人文问题，另一方面也积极致力于如何推出中国数字人文独到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思想和支撑案例，从而让中国的数字人文思想和数字人文方案全方位参与世界数字人文学科的建构。通观国内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果，根据研究内容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路径，一条路径是数字人文的“术”，即人文学科在数字化技术支持下的认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8](P.206)代表性论文有郭金龙、许鑫的《数字人文中的文本挖掘研究》，范佳的《“数字人文”内涵与古籍数字化的深度开发》，欧阳剑的《面向数字人文研究的大规模古籍文本可视化分析与挖掘》，宋宁远、王晓光的《面向数字人文的图像语义标注工具调查研究》，胡悦融、马青、刘佳派、梁书涵、何流、王晓光的《数字人文背景下“远距离可视化阅读”探析》，白雁翼的《数字人文时代公共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研究》；一条路径是数字人文的“道”，即数字技术为人文学科乃至人本存在提出的全新人本哲学命题与哲学问题。[8](P.206)代表性论文有陈平原的《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廖祥忠的《超越“逻辑”：数字人文的时代特征》，倪丽萍的《数字图书馆信息技术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傅守祥的《数字艺术：技术与人文的博弈》，欧阳友权的《数字媒介的人文性思考》，周林兴、仲雪珊的《论数字档案馆的人文主义价值及其实现》，杨瑞明的《数字阅读的文化价值与人文精神的张扬》，王灵毅的《数字城市视觉形象设计中的符号化与人文关照研究》，王宁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共融——兼论后人文主义语境下的数字人文》，李洁的《数字人文背景下图书馆员角色转换》，钮亮的《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历史客观性理解问题》，饶俊丽的《数字人文的发展演绎——从数字符号到人文向度》。根据研究范畴，国内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果大体又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引介国际数字人文研究成果。代表性成果有胡昭阳的《文化组学：在数字人文学领域中的探索——记分子生物学家利波曼·埃顿的“文字游戏”》，陈静的《历史与争论——英美“数字人文”发展综述》，张舵、吴跃伟的《国外图书馆支持数字人文的实践及启示》，赵生辉的《国外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实践与启示》，高胜寒、赵宇翔、朱庆华的《国内外数字人文领域研究进展分析》，叶焕辉的《国外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馆员岗位设置研究》，周晨的《国际数字人文研究特征与知识结构》，邓要然、李少贞的《美国高校数字人文中心调查》，石建华、王风兰的《美国高校数字人文调查研究解析及其启示》，林泽斐的《英国数字人文项目研究热点分析——基于DHCommons项目数据库的实证研究》，徐志玮的《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支持数字人文的实践和启示——以美国“数字人文进步奖”为例》，戴安德、姜文涛撰，赵薇翻译的《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等等。第二类，中国特色的数字人文研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数字人文在国内的研究不但引入了国际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成果，推动了国内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解决了中国的学术问题，而且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为世界数字人文研究贡献了中国智慧，提出了特有的中国模式，拓宽了世界数字人文的研究领域，发出了数字人文的“中国声音”。目前把数字人文思想与方法引入中国学术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成果包括：张诗博的《“数字人文”背景下雷州文化研究数字化的发展对策》，王蕾的《徽州文书、徽学研究与数字人文》，夏翠娟的《中国历史地理数据在图书馆数字人文项目中的开放应用研究》，黄军杰的《“数字人文”技术视角下区域史研究新取径——以宋代处州家族群体的梳理为例》，申斌、杨培娜的《数字技术与史学观念——中国历史数据库与史学理念方法关系探析》，吴方枝的《数字人文背景下民国文献的数字化研究》，苏文成、卢章平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争议浅析——以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袁烽、韩力、张雯的《数字人文时代的乡村预制产业化实践》，王开队的《数字人文与区域史研究：以徽学为例》，沈振萍、黄水清的《我国数字人文研究脉络及其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典型应用》。第三类，数字人文的学科理论与学科建设。数字人文的学科理论与学科建设研究又可以细分为数字人文本专业学科理论建设、数字人文跨学科理论建设与数字人文教育方法论、数字人文空间实体研究四个领域。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数字人文的学科理论与学科建设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刘炜、叶鹰的《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探讨》，李巧明、王晓光的《跨学科视角下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组织与运作》，赵生辉、朱学芳的《我国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建设初探》，柯平、宫平的《数字人文研究演化路径与热点领域分析》等等。数字人文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独有特征在于跨学科与学科交叉建构研究成果非常突出。国内学界对数字人文学科建设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图书情报、历史地理、艺术美学、研究生教育与机构运行方面，代表性成果有陈刚的《“数字人文”与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颜纯钧的《从数字技术到数字美学》，熊莉君、张福阳、张灿的《图书馆在数字人文领域的传播功能与服务研究》，胡易容、张克的《从“数字化生存”到“符号的栖居”——论数字人文学的符号学界面》，向阳的《德性、技术与特色：图书馆数字人文建设的路径选择》，陈亮的《数字人文与数字艺术史浅议》，王涛的《“数字史学”：现状、问题与展望》，梁晨的《量化数据库：“数字人文”推动历史研究之关键》，单雪刚的《数字人文时代图书馆经典阅读空间构建研究》，曾蕾、王晓光、范炜的《图档博领域的智慧数据及其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角色》，曾子明、周知的《面向数字人文的图像语义描述模型研究》，张卫东、张天一、陆璐的《基于数字人文的档案文化资源整合研究》，霍艳芳、何思源的《数字人文视阈下城市记忆资源整合与开发路径研究》等等。由于数字人文是一门全新学科，所以数字教育学与数字教育方法论方面在数字人文中是一块短板，远远落后于数字人文的科学研究，没有满足数字人文的教学需求。世界范围内已有学者在不断地探索建构数字人文的教育理念与方法。近两年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数字人文的教育理论理念与实践对策，相关成果有吴加琪、董梅香、赵子菲的《国外数字人文专业研究生教育调查》，潘雪、陈雅的《国外高校数字人文课程设置结构分析——以iSchools联盟为例》，王涛的《数字人文的本科教育实践：总结与反思》，杨晓雯的《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人文教育的对策》等。数字人文的实体机制研究是数字人文思想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不少学者也开始探索数字人文社区的具体建设方案，从而成为人文学术研究进行信息处理、提供服务的媒介与载体以及平台和空间。代表性成果有张诗博的《“数字人文”背景下的图书馆知识服务》，杨光的《数字人文背景下图书馆资源整合策略与应用研究》，周茜的《面向数字人文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李欣、张毅、汪志莉的《图书馆异构特藏资源整合的数字人文研究需求》，肖鹏、彭嗣禹、王蕾的《基本原则与关键问题——学术型图书馆馆员如何启动数字人文项目》，马茂华、陈倩的《大数据时代图书馆数字人文建设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蒋萌的《图书馆数字人文架构与策略研究》，夏翠娟、张磊、贺晨芝的《面向知识服务的图书馆数字人文项目建设：方法、流程与技术》。国内引介了一定数量的国外数字人文研究专著，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新西兰学者肖恩·库比特(Sean Cubit)的《数字美学》(DigitalAesthetics，赵文书、王玉括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Frédéric Martel)的《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疆域》(Smart:Enquêtesurlesinternets，君瑞图，左玉冰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美国学者布莱·恩科宁汉(Brian W. Kerninghan)的《世界是数字的》(DisforDigital，李松峰、徐建刚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出版)，肖恩·杜布拉瓦茨的(Shawn DuBravac)《数字命运——新数据时代如何颠覆我们的工作、生活和沟通方式》(DigitalDestiny—HowtheNewAgeofDataWillTransformtheWayWeWork,Live,andCommunicate，姜昊骞、李德坤、徐琳琪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出版)，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olas Negrophonte)的《数字化生存》(BeingDigital，胡泳、范海燕译，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2017年出版)，以及美国学者埃雷兹·艾登(Erez Aiden)与法国学者让-巴蒂斯特·米歇尔(Jean-Baptiste Michel)合著的《可视化未来：数据透视下的人文大趋势》(Uncharted:BigDataasALensonHumanCulture，王彤彤、沈华伟、程学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安妮·博迪克(Anne Burdick)、约翰娜·德鲁克(Johanna Drucker)、彼得·伦恩费尔德(Peter Lunenfeld)、托德·普雷斯纳(Todd Presner)与杰弗里·施纳普(Jeffrey Schnapp)合著的《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Digital- Humanities，马林青、韩若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其中《数字美学》与《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两部著作属于同数字人文研究与学科发展直接相关的专门性论著，其他论著广义上是数字人文研究，旨在宏观审视数字时代的信息科技与人文存在引发的人类文化疆域和文化身份的空前变革。国内学者编著的数字人文专著有吴洁的《数字人类的起源(1964-2001)》(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和赵起的《数字时代的幻想电影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也都是广义上借用“数字”术语探讨新信息时代的新科技与新思想，而非专门探讨数字人文专业与学科发展建设的论著。由此观之，出版专业性的数字人文研究专著是国内学界需要重点补足之处，同时国内数字人文研究亦需撰写英文版的中国数字人文著作与系列专著，借此增强与国际数字人文研究的交流、建构中国数字人文的学术话语。除了期刊论著之外，中国数字人文的科研实体机制也有了实质性的发展。2011年武汉大学成立了大陆第一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台湾大学2007年成立了数位典藏研究发展中心，为加速推动研究于2012年更名为“数位人文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成立了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成立了数字人文技术实验室，北京大学专门成立了数字人文建设与发展研究课题组。总体而言，从研究路数来看，目前国内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图书馆情报、历史考古方面，重点是数字化技术对文本发掘、传播、阅读与接受方式的研究，同时也不乏对数字人文的人文精神、美学演变、哲学存在的反思，以及对学科建构与交叉学科的重构提出的、更深层次的思考。研究现状表明，对于数字人文中的数字文学与数字文化研究国内学界涉及尚不太多，相关文学研究的专论只有寥寥几篇论文，包括傅守祥的《文学经典的大数据分析与文化增殖》，黎会华、楼育萍为美国学者斯蒂文·托托西主编的论文集《比较文化研究中的数字人文与媒介间性研究》合撰的书评《走向媒介间性——评〈比较文化研究中的数字人文与媒介间性研究〉》，戴安德、姜文涛、赵薇的《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黄维樑的《比较文学：数字化时代的企业》，冉从敬、赵洋、吕雅琦、黄海瑛的《数字人文视角下的莎士比亚学术传播研究》，以及笔者的《比较文学学科发展问题对数字人文学科建设的启示》。所以，如何将数字人文引入文学研究、如何让文学研究为数字人文贡献理论资源，是数字人文研究中值得开垦且大有可为的领域。三、数字文学的学科理论建构数字文学(Digital Literature)是文学与文字研究数字转向后实现理论体系化的必然选择。从总体来看，文学研究的数字转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文学研究对象的数字化。文学研究对象的数字化又可以细分为两个范畴，一种是原生性数字文学文本(Born-digital Literary Text)，另一种是再生性数字文学文本(Reborn-digital Literary Text)。原生性数字文学文本指的是原初采用电子信息设备输入、可被其他电子信息设备识别与分享的数字文学文本；再生性文学文本指的是非数字文学文本经过数字化后变成的数字文学文本，比如说传统的羊皮卷、甲骨、金文或纸质文本转变成为数字化的文本、界面、网站、档案、数据库与动态图像或视频等现代可视化图像。(二)文学研究方法的数字化。文学研究方法从传统的主观性文史考证、文学美学批评转变为大数据分析、语料库、文本发掘和虚拟现实等数字科技研究方法。(三)文学研究信息检索、获取与共享的数字化，以及研究成果的发布、交流与评价方式的数字化。文学研究信息的检索、获取与共享的数字化体现在文学研究信息的采集来源从极具隐私性的个人或地方的图书档案馆转变为跨地域限制、信息量更大且共享度更高的数字化图书馆，能够实现更轻松快捷、更准确全面的智能化检索，让足不出户、秒知天下的黑客神话终结了千里迢迢、西天取经的西游神话。文学研究成果的发布、交流与评价方式的数字化体现在文学研究成果的发布方式从传统纸质期刊、图书与实体会议到共享度更高、获取更快捷、流通更广泛的电子期刊、电子图书与视频会议，交流方式也从实体性的学派、学会与研讨会变成了通过手机软件和电脑网站建立起来的数字化学术交流机制，包括动态数字学术圈与虚拟数字学术社区，明显具有联通性更高更快、联通方式更开放更多元的特征。评价机制的数字化使现在传统的个人学术名望逐渐被发表论文的篇数、被数据库收录的篇数与档次、被他人引用和被刊物转载的量化指标所取代。(四)文学研究理念的数字化。在全面吸收传统文学研究理念的基础上，数字文学具有更大的数字化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来深入发掘数字文学文本在书写人和人性方面出现的新内容、新空间和新可能性，以及当下乃至未来人的数字化文学创作、文学阅读与文学接受异于传统理念与范式的新特征。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参照传统文论体系，吸收文论的数字化新特征，从创作研究、传播研究、接受研究与总体研究四个板块建构数字文学的理论框架。数字文学的理论框架一、数字文学创作研究1.数字文学创作类型研究2.数字文学创作机制研究二、数字文学传播研究1.数字文学传播媒介研究2.数字文学传播路径研究三、数字文学接受研究1.数字文学美学研究2.数字文学评价研究四、数字文学总体研究1.数字文学理论研究2.数字文学批评研究3.数字文学史研究4.数字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5.数字文学与数字人文研究具体而言，第一大版块数字文学创作研究中的数字文学创作类型研究重在考察数字文学创作的不同类型，包括电脑写作、手机写作、网络小说、网络连载小说、朋友圈、推特、网站编写、文图创作、多媒体视频文学创作等多种数字化文学类型及其写作设备的新特征。数字文学创作机制研究重在探索数字文学创作对文学创作理念、创作方式、文学认知论、哲学思维与人文存在方面的新拓展。第二大版块数字文学传播研究中的数字文学传播媒介研究重在考察数字文学传播所采用的不同媒介方式，包括数字文学的微观介质与宏观介质。数字文学的微观介质即数字文学的界面呈现形式，包括数字文学的字体、颜色、大小、行间距、段落结构，是否配有具有美化性的图片、感染力的音频、多媒体的视频等等。数字文学的宏观介质即数字文学的文本链接方式，比如说数字文学作品通过何种手机阅读软件或电脑网站等传播媒介进入数字文学空间与阅读视野，是否设置超链接、以何种方式设置超链接、设置多少种超链接来让数字文学联通到更大的数字信息文本中。数字文学传播路径研究重在考察数字文学的多元化、多角度现实传播路径，包括数字文学作品在虚拟网络空间和纸质版的流转，网络小说、网络视频、网络游戏与改编电视剧不同相关载体的改换与影响，或者在不同文学网站、阅读软件、公众号、个人网站之间的流通等等。第三大版块数字文学接受研究中的数字文学美学研究重在发掘数字文学的数字化阅读、接受与批评方式对文学接受的新影响，比如说数字化文学文本对读者与评论者在阅读方式、阅读时间、阅读耐心和阅读心理的影响，包括从心理美学角度探究数字文学阅读与接受的心理影响与审美机制，以及用实证方法统计分析数字化阅读的神经认知、心理评测、信息捕捉和反馈情况来总结数字阅读规律。数字文学评价研究重在考察数字文学新的评价方式与评价机制，包括经典作品的评判标准与不朽的文学生命是否需要阅读数量统计的实质性支撑，作品被阅读、置顶、点赞、转发和投票的次数是否可以或者从多大程度影响了作品阅读接受与再传播，网络盈利与网络获奖多大程度可以刺激文学创作与文学传播的动机，从多大程度上判定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第四大版块数字文学整体研究首先从数字文学的本体，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研究和文学史三个方面展开数字文学文体研究，其次从文学研究的内部探索数字文学新文体与世界文学新领域的互动关系与总体建构，最后从文学研究的外部探讨数字文学子学科与数字人文总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总体建构。总而言之，数字文学是全球化时代与新传媒时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性产物，与生俱来地承袭了数字人文跨地域、跨文化、跨媒介与跨学科的先进方法论理念与巨大理论潜力。值得一提的是，从人文学科的本质来说数字文学研究的核心是文学，根本立场不能背离人文主义精神。数字人文应致力于从文学数字化中发掘文学意义、从数字实证探寻文学新知，同时不能让量化的文学数字削弱、取代甚至支配独立的文学思想，让没有生命的文学数字或是文学机械消灭了传承人文关怀的文学精神。因此我们应当避免数字文学反乌托邦的出现，防止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危险预言的发生，任由写作机器主宰的程式化低级文学创作掌控公众文化的娱乐消费空间。四、中国数字人文学科的发展前景与理论建构数字人文学科若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建立健全的学术体系、引领世界数字人文学科的前沿理论与实践成果，需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把握好数字人文学科的发展方向，解决数字人文学科发展的相关问题，积极探索学科理论建设，搭建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平台。从微观层面来看，数字人文涉及广泛，囊括了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等多个人文学科，应用了数据分析技术、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文本发掘等多种技术。因此，如何使数字人文学科既可以广泛吸收有效的学科理论资源，同时又不至于成为各学科研究成果机械汇编的“一盘散沙”，是数字人文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对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数字人文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研究，解决学科理论的基本问题与发展问题，注重把握来自各个学科领域资源之间的融汇贯通，组建起数字人文的有机学术架构，从而让各学科的理论资源服务于数字人文的整体学科理论体系，同时又让数字人文学科的理论体系从宏观上指导各分支学科的理论与实践探究。因此，确立稳固有效、“体大虑周”的学科理论体系，是促使数字人文学科实现稳步、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数字人文的学科目标是在数字与人文的跨学科二元结构基础上巩固并深化数字与人文研究的双向关系：一方面运用数字科技探索人文学科的新思想和新特征，一方面采用人文知识追问数字科技对于人本哲学的价值与意义。从宏观层面来看，数字人文学科的核心是人，本质是人文研究，旨在运用科技解决人作为个体和集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文学科的本质。[9]正如科宁汉提醒我们注意，“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尽管今天科技的变化日新月异，人类却并非如此，在很多方面我们和几千年前的人没什么差异，同样有众多好人和不少坏人，抱着各自力图造福人类或是祸害人类的不同目的。”[10](P.208)而谷歌公司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与创意总监贾里德·科恩亦在合著《新数字时代》中言明，“通讯技术代表的所有可能性，对人类有益或是有害完全取决于人类将其置于何种用途。”[11](P.11)科宁汉还指出：“社会、法律和政治机制确实适应了技术的变化，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以不同的速度转变，而且在世界各地产生解决的办法不尽相同。预测未来几年事物的发展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10](P.208)数字人文能够为人类社会以及历史发展提供一定的预测，创造未来的方式，从而积极地应对一些必然变化的来临。戴安德、姜文涛也在合撰的论文《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中提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数字人文研究文学与社会问题的关系，从文学的“非政治性”问题转入政治相关问题，从“经典作品的形成、作者身份认证问题，以及文学形式问题”转变为“以有效的方式揭发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讨论传统上被忽视的人群”，这一“更富有批判精神的转向”是数字人文继续推进多元发展路线的“一个必要方向”。[17](P.32-33)笔者认为，数字人文在新传媒时代的社会功能意义，在于它可能成为后理论时代的批判武器，驾驭科学、为人所用，使科学成为推动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进步的马车，而不是让人沦为科学、技术及其科技产品的奴隶。数字人文的终极目的不是制造一大批唯数字技术马首是瞻的技术奴隶，不是为了制造一大批数字商品拜物教教徒，也不是为了笃信唯科学主义、让科学的信仰走向盲目迷信科技产品永恒万能的信仰对立面，更不是为了让人淹没于泛滥的数字信息之中、迷失运用新科技为全人类谋福祉的方向。数字人文的使命，就在于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崇高目标提供智力支持、科技支撑、理论基础和话语体系。参考文献：[1]Anne Burdick, Johnana Drucker, Peter, Lunenfeld, Todd Presner, Jeffrey Schnapp,Digital-humanit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12.[2]高瑾. 数字人文学科结构研究的回顾与探索 [J].图书馆论坛, 2017(1).[3]Susan Hockey, The History of Humanities Computing，in Susan Schreibman, Ray Siemens, John Unsworth eds.,ACompaniontoDigitalHumanit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E-version.[4]戴安德，姜文涛. 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 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J].赵薇译.山东社会科学，2016(11).[5]Niels Brügger,DigitalHumanitiesinthe21stCentury:DigitalMaterialasaDrivingForce.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2016(3).[6]Kathleen ,DoneDigitall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011.5.8. [7]Caitlin Christian-Lamb, Anelise Hanson Shrout, “Starting From Scratch”?WorkshoppingNewDirectionsinUndergraduateDigitalHumanities.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2017(3).[8]李泉.比较文学学科发展问题对数字人文学科建设的启示[J].江海学刊，2018(3).[9]Stan Ruecker,HowDoWeGettotheHumanitariumfromHere?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2016(3).[10]Brian W. :WhataWell-informedPersonShouldKnowaboutComputersandCommunications. D is for , 2011.[11]Eric Schmidt, Jared Cohen,TheNewDigitalAge——ReshapingtheFutureofPeople,NationsandBusiness. London: John Murra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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