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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的发展源流与数字文学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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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英文简称：DH)是以数字技术为主的计算科学与人文学科交叉衍生出来的新兴学科。数字人文的兴起受惠于上世纪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人文也必将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人类前沿科学一样成为本世纪的研究主潮。在国际学界，数字人文作为优化统筹多学科理论资源的学科“调制-解调器”，以高端的电子通信科技推动人文学科认知论、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系统性总体创新，成为了当前最具发展前景和发展潜力的前沿学科。数字人文的应有之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指代一种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或是研究范式，还将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

在准确把握数字人文学科的理论建构方向之前，我们有必要梳理清楚数字人文的源流、当下研究状况与发展前景，从而更好地回答数字人文学科关于“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是什么？我们走向何方？”这个高更式的学科存在问题。

一、国际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源流

从数字人文的全球发展史来看，数字与人文这两个不同领域的互融性发展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数字人文学科新领域的出现时期。数字人文肇自于20世纪40年代的人文运算。1949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学者罗巴托·布萨(Roberto Busa)与他的女雇员同IBM公司合作，采用自动化方式创立了计算机生成的庞大数据库“托马斯索引”(Index Thomisticus)，其中包含了神学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著作使用的全部词汇(大约1100万个拉丁词)，罗巴托·布萨也因此成为了把计算统计信息技术应用于文学与语言学分析的先驱之一。[1](P.123)之后不少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文献学家开始采用大型主机进行词汇检索、分类与统计的自动化工作，此类信息处理方式大大提高了依靠人工方式进行索引词查找、书写或打字来制作索引卡的效率。

第二个阶段是数字人文学科新领域的拓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数字人文已经扩展到了运算人文学、图书馆统计学、统计语言学和数字历史学等多个领域。这一时期诞生了数字人文的第一本专业期刊《计算机与人文》(ComputersandtheHumanities，1966年创刊)和数字人文的第一个学会“计算机文学与语言学学会”(TheAssociationforLiteraryandLinguisticComputer，简称ALLC，1977年成立)。此间数字人文首先引入的是计算机单机主机，之后又引入了计算机局域网，再往后才是开放性的计算机互联网。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数字化的研究材料。60年代末至70年代期间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与雷·伊姆斯(Ray Eames)和“艺术与科学实验”(Experiments in Art and Technology，简称E.A.T.)的艺术家成员一同致力于探索新兴的计算机科技如何作为创作工具和传播媒介来引领艺术创作与创新，从而推动电子屏幕文化参与的艺术理论与实践研究为数字人文的发展提供了很多视野与理论资源。正如高瑾指出，数字人文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达到领域自身的建设，且已经准备好向全球化的学科建设发展”。[2]

第三个阶段是数字与人文两大领域发生进一步深度交叉并衍生出新领域的时期。数字文本的传输与语言需要为标注的数字文本开发一套可行的标准化协议，于是文本编码创始项目(Text Encoding Initiative，简称TEI)在1987年诞生，并于1994年以印刷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发布了第一个完整版本《电子文本编码与互换准则》(GuidelinesforElectronicTextEncodingandInterchange)。[3](P.28)文本编码创始项目的诞生促使电子文本成为学术研究领域，并由此促成了用于标记数字化文本的可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简称XML)的诞生。苏珊·霍基(Susan Hockey)对文本编码创始项目予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对众多学者可能感兴趣的人文文本进行分类和界定的首次系统性尝试”[3](P.29)，文本编码创始项目“创造了一种全球通用的处理和标记文本的结构，成为了当今时代图书馆数码化项目的通行标准。”[4](P.29)此外，学者亦开始研究以计算机网络链接和节点为基础架构的数据库和超文本编辑，从而改变了印刷文本线性标准。20世纪90年代“新媒体研究”与“互联网研究”的出现和繁荣为数字与人文学科的融合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以个体机互联为基础的世界性因特网的出现使数字人文从文本发掘转向数字设计，而互联网的多媒体属性亦使数字人文研究吸纳了除文本之外的音频、视频、影像、图标算法与其他新生元素。新媒体研究和互联网研究的宏大研究视野与宏观研究范式为数字人文的跨学科研究实践提供了数字化的研究介质。因此，90年代初期互联网的出现“加速了数字化学术从信息处理到网络协作的转变”[1](P.8)，90年代后期一些项目已经开始“采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可视化、地理空间展示、模拟空间和复杂系统的联网性分析”。[1](P.9)在这一时期众多人文学科已经把数字化的研究材料作为研究对象。第三阶段的数字人文研究推进了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同时也出现了本质性转变。不同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研究，第三阶段研究开始从介质转换性的被数字化研究材料逐渐扩展并聚焦到了原生性数字材料，并增加了原生性数字材料的历史维度(比如说21世纪初期互联网研究出现了互联网历史研究)。需要着重强调的一点是，正如尼尔斯·布吕格尔所言，数字人文的三次发展浪潮并不是“前者完全取代后者”的进化模式，而是在现存基础上持续发展的“递进型”发展模式。所以如今数字人文的研究材料依然包括被数字化研究材料、原生性数字材料和再生性数字材料。[5]在数字人文的第三阶段，人文与艺术学科因大规模地采用运算系统和计算媒体而发生了整体学科范式的“计算转向”(Computational Turn)。